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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特别关注工厂招工难的问题。因为，招工难引发了工厂员工队伍的不稳定，工厂员工的不稳定造成了企业管理的难度，直接导致了工厂产品质量的不稳定，产品质量的不稳定又诱发了运营成本的上升。甚至可以说，工厂招工难让工厂的“工匠精神”成为了泡影。

为什么会招工难？老金的分析用了工厂管理中很常见一种工具：鱼骨图。鱼骨图，又名因果图，是一种发现问题“根本原因”的分析方法，由日本管理大师石川馨先生所发明。在精益生产管理和六西格玛管理中，鱼骨图分析的应用非常多。

分析之前，先讲段经历。

上世纪90年代，老金在杭州市区的一家工厂上班，当时的工人构成由三类人群组成，一种是正式工，一般是城市平民，一种是合同工，基本是附近四季青周边的城郊农民，第三种是临时工，大多为来自本省偏远地区的农民，三类人群的数量差不多。城市平民和城郊农民这两个群体的工人队伍，相对最为稳定，因为他们的根就在当地，而异地农民们，则换了一茬又一茬。

2000年后就职于杭州郊区五常的一家企业，所有的工人都是合同工，工人的构成变成了两类，城市平民不见了，只有城郊农民和外地农民。随着时间的流逝，同事中，城郊农民也越来越少，外地农民的比例却越来越高。有天和一位城郊农民同事聊天，侃起了工人中城郊农民为什么会越来越少的事。他笑一笑，说出了真相：“我们这里人，要么家里房子很多，靠房租生活，要么拆迁，赔到很多钱，做生意去了。过两年我家拆迁，可能我也不来上班了。”

这是老金用MINTAB画的鱼骨图。鱼的头部是现象-制造业工厂招工难，六根大骨是造成现象的六类因素，小骨反映了每类因素的事实。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政策导向、工厂变化、工人来源、工作性质、家庭引导和社会舆论六类因素中，共同的事实都与房子有关。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4年，地方一般公共财政收入7.59亿元，而地方土地出让权收入达到了3.63万亿元。就是说，地方卖地收入已经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地方对土地收入的渴求，是地方政府逐年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的最大动机，房地产价格的年年上涨、拆迁事业的蓬勃发展，皆出于此。

地价上涨，房价上涨，制造业工厂迫于成本压力，从城区撤离搬到城郊，因为距离的和收入的原因，这一搬迁让工厂失去了最稳定的员工来源-城市平民，一部分城郊农民变成了拆迁户或者包租公，又让工厂流失了一部分最稳定的员工；然后又是地价上涨，工厂再度搬迁到更远的城郊，再度流失一部分城郊农民员工，随着城市如同摊大饼似的呈同心圆状往外发展，这个过程一再重复发生；等到超越工厂的成本极限时，工厂就会从城郊撤离搬到小镇或者农村或者内地，最后从中国搬到东南亚、非洲。

中国制造业管理最优秀、利润水平最高、员工收入平均水平最高的企业-华为，开始逐步撤离深圳（一部分已经搬到东莞松山湖），原因是无法承受深圳的高房价，中国房价之高可见一斑。华为的任正非先生表示，高土地价格，高房价，已经导致了生产要素成本急剧上升，必然导致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下降。

从人口结构上看，中国目前工作的适龄人口并没有下降，但是为什么工厂招工越来越难？工厂中素质较高、稳定系数较高的两类人群：城市平民和城郊农民，随着城镇化建设的进展，已经基本从工厂中绝迹了。工厂招工的对象仅剩下异地农民，而且是一类明知这个工作无法让他们扎根当地的人群，招工能容易吗？等到连异地农民都招不来的时候，就只能步台湾的后尘，招越南、菲律宾的外劳了，实际上，广西、云南等地，外劳已不是稀罕事了。有些工厂用机器人和自动化来应对招工危机，可是，操控、维护和维修这些设备的技师到哪去招呢？

工厂环境艰苦、劳动强度相对高、纪律性强，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问题。买不起房子，却是让工厂招不到工人的最大原因。

假如工人的收入足以让他们过上有房有车有尊严的生活，社会舆论怎么会看不起工人？平民家庭怎么会逼着孩子一定要考大学？工匠精神怎么会变成一种可望不可求的情怀？

高房价让企业的用地、用工成本都大幅增加，而且影响了年轻人对职业的选择，透支了年轻人的消费能力，导致了市场内需的不足，大量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将资产投入房地产中，严重影响了主业的发展。这一切，都是高房价带来的恶果。

高房价，中国经济的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