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大量廉价劳动力是两国共同的发展优势。但中国劳动力成本正在不断提升,人口红利逐渐变薄,而印度依然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享有廉价劳动力供给。美国外交学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印度12亿人口中约半数在26岁以下,三分之二人口不到35岁。
在中国经验的引领下,印度新总理莫迪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曾将所辖地区打造为“印度的广东”。如果莫迪能把古吉拉特模式推广到印度全国,那么将对中国形成强有力的竞争。但印度与中国存在巨大的软硬件差距,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不可能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陈凤英认为,在印度政治生态圈中,莫迪根本无法强推改革,一是因为印度自结束殖民统治以来,就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二是目前在野的国大党虽然在本次大选中惨败,但在全国范围内依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三是莫迪出身并非高等种姓,缺少强推政策的政治资本。
不过,劳动力优势只是成为世界工厂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莫迪8日在总理官邸出席《让印度重回正轨——经济改革的行动议程》一书的发布会时说,如果印度想与中国展开竞争的话,就必须将经济发展聚焦技能、规模和速度。
目前来看,印度距离挑战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还存在软硬件差距。
从硬件上看,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缺口。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印度基础设施在148个国家中排名第85。现代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认为,目前印度基础设施相当于中国八十年代水平,按照中国中等城市标准开始建设,印度的基建都将是一笔巨额投资,供电、供水、治污、铁路、公路和港口建设都存在庞大缺口。印度要想赶超中国,不仅要填补传统的基建缺口,还需在光纤网络和现代化公共设施等新领域加大投入。
与硬件缺口相比,印度的软件劣势更为明显。首先,投资环境有着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规定外资零售商在同一个屋顶下只能销售同一种品牌的商品,这就相当于让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外资连锁超市无法进入印度市场。此举主要是保护底层民众的“爸爸妈妈店”免受外资竞争冲击。在制造业,印度也以保护本土小作坊为名,把许多行业规定为“小型制造业”,完全禁止外资进入。
第二,行政效率低下。在许多外资企业眼里,印度的管理制度非常不透明并且反应迟钝,印度的土地征用、环境许可、多级监管架构及复杂审批程序、劳工问题很难逾越,这些问题在低效的印度民主制度下短期内也难见起色。
第三,印度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受到局限。目前尽管莫迪所属的人民党在议会下院中占多数席位,在联邦层面强推政策不会遇到阻力。但印度各邦都有独立的决策权,特别是掌握着基建项目的审批和规划权。在政策实施阶段,一些邦的执政党如果是反对党,完全有可能作出不服从中央政策的举动。
陈凤英认为,在印度政治生态圈中,莫迪根本无法强推改革,一是因为印度自结束殖民统治以来,就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二是目前在野的国大党虽然在本次大选中惨败,但在全国范围内依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三是莫迪出身并非高等种姓,缺少强推政策的政治资本。
最后,印度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削弱了增长动力,卫生水平差、劳动技能低、法制薄弱、城市规划混乱和性别不平等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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