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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下岗”

    ——勇于担当，高擎社会责任旗帜

    1996年，命运再次把唐春潮推到风口浪尖。3月，常熟市有关领导找到他，希望他兼并一墙之隔的常熟市无线电元件厂。

    上世纪80年代，常熟市无线电元件厂（以下简称元件厂）在常熟曾经赫赫有名，风光一时。它主要为黑白、彩色电视机配套生产“日月牌”机械式、电子式调谐器，用于飞跃、金星、凯歌等国内著名电视机品牌，号称“拥有坐吃十年的家底”。

    在市场竞争中，元件厂由于内部管理混乱，不注重技术开发和产品更新，导致产品单一老化，技术含量低，到1996年，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明星企业终于沦落到了山穷水尽、濒临倒闭的境地。

    时任元件厂厂长的霍桐章回忆道：“其实并厂前几年，元件厂就已经是亏损企业，但是到1995年下半年，正是屋漏更遭连夜雨，上海无线电十八厂、上海无线电四厂相继停产，共欠元件厂800多万元高频头款，使元件厂陷入了困境。后来，上级可能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刚好邻居开关厂正处于成长期，1996年4月终于决定开关厂与元件厂‘优化组合’。所谓‘优化组合’，只是政府对元件厂职工的一种安抚。”

    消息在开关厂传开后，厂里干部职工都不买唐春潮的账。除极少数干部支持外，其他人都一致反对。

    大家认为，常开自己刚过上好日子，现在却去背上这样一个沉重的包袱，风险实在太大。因为元件厂有678名职工，比开关厂还多51名职工，好比小船去拖大船，到时拖垮了怎么办？以前元件厂给职工发东西，大到取暖器，小至锅碗瓢盆，每到年终，厂区道路上还放满了鱼肉鸡和南北干货，所有职工都能领到一份足够全家过年的物资，而我们发的东西少得可怜。现在他们不好了，难道我们要去救他们？！

    唐春潮做干部职工的思想工作：“我们常开为什么能够发展？就是靠党和政府的领导、社会各界的支持，现在人家有困难，党和政府需要我们去伸出双手的时候，我们难道能袖手旁观吗？”唐春潮深明大义的一番话，终于得到大家一致支持。

    在并厂过程中，唐春潮把元件厂职工全部都接收，科室、车间一级干部全部留任，并对元件厂的每位职工加了两级工资。

    原元件厂职工毛建明说：“两厂合并初期，元件厂678名职工的工作安排，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大事。由于僧多粥少，企业一时无法消化。到1998年初，唐厂长一方面安排一部分职工带全额工资放假，并对他们说，我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下岗。另一方面，唐厂长凭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扩大产能和销量，增加就业岗位，到2000年5月前，带薪放假人员全部安排到新的工作岗位。我们元件厂职工从内心深处感激唐厂长宽容与大度。不过，我们也发现，由于并厂，唐厂长昔日的满头乌发平添了许多白发。”

    两厂合并后，唐春潮发现，由于原元件厂领导不明就里的担保，使企业陷入了100多万元的担保官司中。以前曾经反对并厂的人对唐春潮说：“唐厂长，我们当初劝你不要去管元件厂，你看，好心没有好报了，反而拿了只烫手的山芋。”唐春潮却坦然面对，知难而进，经过4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彻底打赢了这场官司，并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唐春潮累倒了。两厂并厂后，他不分昼夜地工作，1999年因过度劳累患上了视网膜脱落症。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院几乎又成了他的办公室。待病情稍一稳定，他不顾医生必须静养三个月的忠告，带着墨镜上班了。家人和厂里的同事都劝他好好休息，他笑笑说没事。

    “共产党员应该以事业为重，个人不能拼命去追求财富”

    ——退休退股，废除股份终身制

    2010年12月底，一件石破天惊的事在常开发生了。就在企业发展势头强劲时，（2010年利润为4.8亿元，职工人均年收入超过10万元；2012年、2013年利润分别为4.92亿元、5.68亿元，2014年利润达到6.06亿元）唐春潮选择了退休，并带头将其持有的966份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5%）按账面净资产（审计确认价）全部退出，这意味着他从此将失去巨大的利益。

    有人为唐春潮感到惋惜:“老唐怎么了？企业效益好得不得了，你的股份是只‘金饭碗’啊，为什么一定要去摔碎它呢？而且股东可永久持有股份且可以继承，《公司法》上明文规定的啊，为什么要去自断财路呢？”

    先来回顾一下常开的改制历程。1998年4月，在全国实行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常开进行了第一次改制，由地方国营变为股份合作制，更名为“常熟开关厂”，注册资本为2130万元，其中公有股占20％，职工股占80％。2000年7月，公有股全部退出，由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全额受让，同时进行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至5500万元，企业性质保持不变，仍为股份合作制。2002年3月、2004年3月，企业再次进行了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至11000万元。2004年6月，根据常熟市委、市政府“改彻底、彻底改”的要求，实行股权相对集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5月，企业在《公司法》的框架范围内又一次实施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加至19065万元，职工以委托出资的形式挂靠在股东名下。2008年12月，为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减少与职工制度认识上的分歧，降低注册股东的持股比例，缩小注册股东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在不影响普通职工出资份额的前提下，公司39名注册股东转让20%的股权给常熟市国资委。

    唐春潮是怎么想的呢？第一，我们的股东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党和政府给了企业改制政策而来的，是赶上了好的机遇才造就了今天我们的股东地位；第二，股东出资金额的多少与岗位有关，职务提高，则股份数量增加，职务降低，则股份数量减少，这体现了劳动贡献而非资本贡献，因此股东退休退出全部股份，也是这一原则的延续；第三，只有将企业和股份彻底交给在职管理团队，才能使他们彻底放开手脚，充分展现才华；第四，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上限为50人，如果股东退休时股份不退出，而要一代一代传给子子孙孙，岂不是又回到了铁饭碗时代？而且这个铁饭碗永远打不破！股东退休股份不退出，新一代管理团队又如何充实到股东队伍中？我们不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了？！第五，股东退休时股份全部退出，与职工退休时出资全部退出的做法保持了一致，因此，将来无论是职工还是股东退休，都要退出全部的出资或股份，这不仅有利于责、权、利接力棒的传递工作，还有利于统一职工的思想，有利于企业的和谐发展。

    股东退休退出股份有法可依吗？唐春潮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14年4月14日，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石荣律师随同常熟市长城轴承有限公司领导来到常熟开关，就股东退休退股同唐春潮进行探讨。石荣律师问：“我一共有五个问题，先问第一个，常熟开关的做法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唐春潮回答说：“我们过去的改革改制，是按照政府的政策和文件来办的，现在则是放到法律的框架中来操作的，因此股东退休退出股份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于法有据。《物权法》规定了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同时，《物权法》也强调了只要当事人订立约定，就可以根据约定来处置个人的物权。只要我们39个股东订立了约定，然后将约定的内容写入公司章程就行了。《公司法》第72条（现为第71条）规定了股份转让的各种情形，强调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石荣律师听了以后，频频点头地说：“我明白了，其他四个问题我不问了。”

    原来，唐春潮仔细研究了从1999年到2005年几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中2005年前修订版的第七十二条规定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而2005年修订版后和以前旧法不同的是，第七十二条又增加了一行字：“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它明确了股东之间是契约关系，公司章程也是契约，大家只要签字就要按照这个执行。同时，第七十六条（现为第七十五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这一条法规上，唐春潮又为自己的退休即退股找到了法律依据。

    唐春潮耐心细致地与股东们一个个地进行沟通：“改革改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永无止境的，应随着外围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要不断化解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在市相关部门的关心指导、监督下，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作出了多次改革改制，在最大程度上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企业也实现了质的飞跃。现在，我们常开能不能在高平台上实现新的跨越，能不能实现长远发展？我认为目前不取决于外界因素，而是取决于内在因素，也就是说，就看我们这些股东能不能为企业构建一个长效发展机制和制定一个好的政策优势。我们股东都是改革开放中的得益者，应该感恩党和政府，要在企业持续发展中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在法律法规框架内创新体制与机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股份制企业。”他的这番话，引起了股东们的强烈共鸣。

    由于退休退股将触及到股东及家庭的利益，因此，股东们不仅要过个人关，而且还要过家庭关。

    唐春潮把这一想法首先与自己家人进行沟通，得到了家庭的全力支持。

    一名股东虽然一开始同意，但在家庭的压力下，有点动摇了。对此，唐春潮与他进行推心置腹谈话，要他与老同志比，与革命前辈比，做好家庭人员思想，经过深入摆事实讲道理，终于使那位股东和家人彻底想通了。

    经过耐心细致的沟通交流，全体股东同意了唐春潮的提议。唐春潮就将“股东退休后股份退出”先与39名股东订立了约定，然后再写进了公司章程，并在股东会上审议通过。

    2011年1月，唐春潮和其他两位退休股东办理了退股手续。非亲非故的王春华接任公司董事长。5年来，公司共有9名股东退休，退出了他们持有的2181份股份，转让给新股东、新出资职工和优秀职工。

    记者给唐春潮算了一笔帐：老唐你2011年初退休退出的那些股份，到2014年年底，这4年的利润相当于以前13年的利润，可分多少红利啊！

    但唐春潮却说：“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应该以事业为重，个人不能拼命去追求财富。同时，人老了，当他离开工作与战斗过的地方，一定要留点东西给年轻人，使年轻人能迈开大步向前走，去开拓新的更远的征程。这样常开才能永葆青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股份有序流动推行后，效果如何呢？记者发现，现在的常开，只要做好本职工作，每一位员工都可以出资企业，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如果足够优秀，还可购买更多的出资，甚至可以加入到股东队伍；如果表现再优异，还可能当选为董事，甚至董事长。反之，如果不努力，即使是股东，也会让他离开股东队伍。至此，常开已构建了一个“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股份有序流动机制，为每一位员工提供了一个规则透明、机会公平、权利公平的工作环境。可以说，现在进入常开工作的员工，不是在为哪一个老板打工，而是在为自己打工，在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奋斗。

    一石激起千层浪。常开股改模式如今已成为同类企业学习借鉴的示范，江苏、山东、浙江、甘肃、广西等许多企业纷纷前来学习取经。

   “要让职工退休时有一笔可观的收入用来养老防老，现在这个梦终于实现了”

     ——大爱无疆，一枝一叶总关情

    2014年7月22日，在唐春潮的办公室里，品质保证科一职工对唐春潮说：“唐厂长，是你救了我，要是你不制定《在职员工大病医疗救助管理办法》，我肯定没戏了!”说完，泪如泉涌。

    原来，2013年12月他患上了肺恶性肿瘤。从2014年1月10日起，他就在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妻子已退休，拿退休工资，女儿、女婿刚参加工作，收入也不高。在治疗中，他每天服的一粒进口药就要600元，一个月光药费18000元，另外他还要定期住院检查，对整个家庭来说，经济压力很大。虽然他以前收入较高，但已用到了改善住房、女儿结婚等方面。突发重病后，他很悲观痛苦，一天到晚唉声叹气，家庭几乎陷入绝望。公司中层干部虽然为他捐款了3.5万元，但只够2个月的药费。为了不连累家庭，他开始拒绝吃药准备放弃治疗，家人朋友劝来劝去也不听。6月13日，当他听到公司出台了《在职员工大病医疗救助管理办法》，激动得一夜没睡，对妻子说，我有救了！2014年7月22日，他领到本年度第一笔救助金42420元。至今，这个管理办法已救助3名职工，直接救助金额187909元。

    作为这个管理办法的总设计师，唐春潮说：“大病发病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大病治疗的部分药物、检查、器材需要自费且价格高昂，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因病致困、因病返贫、医药费支付困难等情况。因此，我提议公司的专项奖励基金中增加大病救助这一项，并经公司职代会通过，由公司工会负责日常管理，财务科负责款项的支出管理，并对使用情况按办法规定进行监督，同一员工、同一年度救助金额封顶30万元，这样一来，就可以切实减轻员工因大病医疗导致的家庭困难和精神负担，帮助病困员工积极治疗，争取早日康复。”

    关心员工利益是唐春潮的一贯传统。1991年，他就任后第一个月，向兄弟厂家借来10万元发放员工工资。随着企业形势的好转，他把关心职工利益做得更细更实：在按时足额交纳社保、医保等5项保险基础上，从1993年开始给每位职工投保商业保险，目前已增加至10.5万元；从1992年开始一直坚持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从1995年9月实行5天工作制；2005年再次改制后，企业每年税后利润的5%～10%用于奖励优秀员工；每年向每位退休职工发放1500元的慰问金；每年给全体职工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公司办好托儿所、食堂、医务室等等。在改善员工福利待遇方面，常开每年要额外支出1000多万元费用。

    从2006年起，公司已连续10年给每位员工每月增加300元岗位工资。这里还有个插曲。在2007年的一次董事会上，当唐春潮提议从2006年1月起给公司每位员工每月增加300元岗位工资时，与会的其他董事竟然一致反对，他们担心给职工加工资后会增加企业负担。事后唐春潮同他们逐个沟通，形成共识，并再次召开董事会，终于全票通过。事实证明，给职工加薪后，激发了职工的热情，企业效益也一路攀升，企业和员工实现了共赢。2014年，不算中层副职以上干部，职工人均年收入超过14万元（含税）。

    唐春潮像一个慈爱的家长，关心着每一个职工。他的记性特别好，对职工的家庭情况了然于胸。职工曹正刚说：“唐厂长像家长一样对待我们职工，一次我去找他签字报销，他说，小曹，你爱人还没工作吧，愿不愿意到合资企业富士电机去工作？我说愿意的，我爱人正到处找工作呢。没想到我们职工家属的就业唐厂长也都记在心上。”

    唐春潮重情重义。曾担任过常开副厂长的张国兴，是位销售奇才，早年从上海内迁到贵州遵义工作。在1992年与唐春潮的一次交往中，他被唐春潮的人格魅力深深折服，毅然放弃原来优厚待遇，投奔唐春潮麾下。唐春潮爱惜人才，在厂里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就给张国兴在上海买了一套住房。张国兴一路冲锋陷阵，为常开打开南方销售市场立下了汗马功劳。令人遗憾的是，1995年5月，张国兴不幸患上肝癌，唐春潮多次陪他到上海最好的医院进行治疗，并再三叮嘱他静心养病。1996年9月，在张国兴弥留之际，唐春潮亲自陪伴在他病床边。张国兴由于父亲早逝，母亲没有工作，妻子收入不高，儿子还在读中学，一直放心不下。唐春潮对张国兴说：“国兴，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你家庭的。”张国兴眼含泪水点点头。张国兴去世后，逢年过节，唐春潮总是专门派人赴上海张国兴家慰问。厂里还按时发放张国兴母亲的生活费和张国兴妻子的遗属补贴，一直到2010年。

    唐春潮有着博爱之心。2003年4月，73岁的退休职工宗振乾因行走不慎摔了一跤，导致左臂、左髋关节骨折。宗振乾虽然有一个远在台湾的哥哥，但已多年没有联系。由于宗振乾未婚未育，也没有领养子女，身边没有一个亲属。当宗振乾所在的居委会将这一情况反映给公司后，唐春潮高度重视，派人将宗振乾及时送到医院治疗。由于宗振乾伤势严重，医生建议马上进行手术。但手术前须先支付一笔数目较大的押金，而宗振乾身边只有几百块钱。唐春潮知道后马上批示：“尽一切力量抢救，确保老人今后能够站起来，手术费用不够先由厂里垫付。”出院后，他又通过市民政局，亲自安排老人入住常熟市老年公寓，并要求工会每月都要去看望老人，给他添置各种衣服，买去喜欢吃的水果、食品等，还给他零花钱。2013年4月宗振乾因病去世，唐春潮又安排有关人员为宗振乾操办了全部丧葬事宜。宗振乾在台湾的哥哥专门给唐春潮写来一封感谢信。

    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唐春潮也宽宏大度。2005年，职工卢顺明、苏丽琴夫妻等职工因企业改制问题与唐春潮对簿公堂，最终以卢顺明、苏丽琴等职工败诉告终。苏丽琴说：“2010年，我儿子快要结婚了，收入一年一两万，他女朋友一年四五万。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所以我儿子也想到开关厂来。我对儿子说，那我和卢顺明去跟唐厂长说说看。说实在的，我们心里有疑虑，也有点不好意思去找唐厂长。我们夫妻两人曾经跟企业打过官司，唐厂长会不会同意呢？但是，想到唐厂长好几次主动找我爱人卢顺明，希望我们抽空一起去他那里坐坐。为了想让儿子和儿媳结婚后幸福一点，我还是去跟唐厂长说了。没想到唐厂长非常热情，而且一口答应，我感激得不得了，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说，唐厂长，以前我们打官司不是对你唐厂长的……唐厂长马上对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打官司不是针对哪个人的，有困难只管来找我。后来我儿子进来了，没多久就结婚了，小两口日子如今过得和和美美。2011年，我女儿从苏州回到常熟，也进了开关厂。我儿子进来的时候，唐厂长对我和卢顺明说，你们放心，我决不会对打官司的职工进行打击报复，大家都用眼睛看好了。事实证明，唐厂长真的没有，而且那些以前跟厂里打官司的17名职工，他们的子女要求进厂工作，跟其他职工一视同仁，没有任何一点歧视，我们从心底里佩服唐厂长的气量。”

    唐春潮坦言：“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要让职工退休时有一笔可观的收入用来养老防老，现在这个梦终于实现了。”他掰着手指算给记者听：“2014年退休的职工，退出来的出资收入加上历年积存的公积金，可以拿到30多万元，当然2015年及以后退休的职工可以拿得更多。”

    唐春潮还把爱心延伸到社会。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是革命老区，该区三江镇中心小学校舍破旧不堪，学生甚至连基本的安全保障都没有。得知这一情况后，唐春潮慷慨解囊，公司捐款670多万元援建了三江镇常熟希望小学。新校建筑面积4630平方米，环境优美，设施齐备，成为当地最好的农村小学。从1998年起，公司向四川地震灾区、江苏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苏州市老区开发促进会、常熟市慈善基金会、常熟市红十字会、常熟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常熟市贫困学生等累计捐款3300余万元。唐春潮个人也把市政府奖励他的86万元奖金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由于在慈善事业中成绩突出，公司荣获“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江苏慈善奖”等称号。他个人也荣获“中国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家”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