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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界开风气之先的代表性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精神特质高屋建瓴的把握和阐扬、对魏晋玄学的深度阐释和研究、对道教和佛教的探幽发微、对中国阐释学的深度发掘、对文化问题富有现代性精神的深入思考、对一些大型项目卓有成效的设计和指导，皆表明他既有究天人之际，探寻真善美的学术承担，更有兼济天下的现实关怀。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业之中。

2014年9月9日，这一天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在北京病逝。汤一介今年88岁，他曾颇有感慨地说：“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

德厚为师——聚天下英才而教之

虽然幼承庭训，家学渊深，但汤一介的学术生涯却从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那时，先生已年逾五旬。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但他仍然意气风发地重登讲台，向往着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做点事情。

他开的第一门课是《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汤老师的课异常轰动，许多外系的学生也来旁听。教室一下子变得十分拥挤。”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中华回忆说。当时李中华正在北大哲学系读在职研究生，汤先生讲课之际，北大已恢复了招收研究生的制度。那时能为研究生开课的老师并不多，所开课程亦有限，因此，“一听说汤先生要讲‘玄佛道’，学生们都争着来听课”。李中华记得开课那天，他提前从家里跑步赶往教室，但一到教室，却发现一个座位也没有，就是可以站立的地方也很有限，他与同学开玩笑说：“听汤先生的课，痛感无立锥之地。”最后只好换教室，还是坐不下，再换教室，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

这是李中华第一次听汤先生讲课。汤先生讲课，语言无华，语速不缓不急，嗓音不卑不亢，重点处常常复讲，基本上是照着讲稿讲，不添加任何“幽默”和“诙谐”，表面上听起来不够生动，但却能吸引你聚精会神地听下去。下课后，大家议论纷纷，说听汤先生的课，有如参加一场思想理论和学术的盛宴。

汤先生生前曾回忆：“最使我感动的是比我年长15岁的周一良教授自始至终听完这门课。”周一良是陈寅恪的弟子，是国内外著名史学大家。

1984年，汤先生又为哲学系开设了“中国早期道教史”，之后又相继开设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又连续讲授了“中国佛教资料选读”、“般诺波罗蜜多心经”、“唯识三十颂”等关于佛教的课程。皆受到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欢迎。

汤先生的课为什么这样受欢迎？在李中华看来，首先是有新意，“汤先生讲课贵在所得。这与汤先生的家学影响及多年积累有关。听他的课，虽不觉生动，但觉深刻，可使人回味、使人深省”。其次是有突破，汤先生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冲出了多年设定的思想禁区和框框。再其次是有才情。“汤先生讲课质实而无虚夸、无穿凿、无卖弄、无诋毁。对古人及其思想给以同情的理解，故使人听起来可靠、可信、可受”。

在汤先生的教学生涯中，培养研究生是他教学的一个重点。从1991年至今，汤先生共培养了近40位博士生。这些博士生毕业后，大部分在高校任职，多数已被评为教授、副教授并成为教学与学术研究骨干。“先生教书，具有特有的学术风采和独立思考精神。能做汤先生的学生是件荣幸而又幸福的事。”北大哲学系教授张广保说。“先生治学严谨，事必躬亲。我们的博士论文他都要一页页地认真看，仔细改。他对我们的学业要求严格，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也很关心，当年我博士毕业找工作时，先生为我写了好几份推荐信。我们写的书都请汤先生作序，先生不仅抽时间为我们写序，还认真地指出每本书的优缺点，有时还为我个人的学术发展提出建议。”张广保回忆说。

“玄、佛、道，是汤先生家学传统的一部分，汤先生的学问和人品基本上继承了其父亲汤用彤老先生的‘真传’。”北大哲学系教授、《汤用彤传》作者孙尚扬说。据孙尚扬介绍，当年他写《汤用彤传》时还不到30岁，博士毕业刚工作不久。“汤用彤先生是学术大家，先生让我为其父亲作传，是想让我借此机会多读些老先生的书，这是在有意识地栽培、提升学生。”《汤用彤传》1996年在台湾出版发行，并收入《世界哲学家丛书》。

“汤先生对北大哲学系以及哲学后辈学者充满期待。”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说，他十分关心哲学系未来的发展，“我刚任哲学系主任时曾请教先生。汤先生认为北大哲学系应该培养出更多的哲学家，应更多关注哲学问题；先生强调哲学系学科之间应打破壁垒，做中国研究要学习西方知识，要有国际视野，学习西方哲学也要有中国根基。这是汤先生个人追求的一贯理念。他本人也是身体力行者。”融会古今中西——开哲学研究风气之先

2014年9月11日，在北大人文学苑1号楼108室，汤一介先生灵堂正式开放并接受社会人士吊唁。灵堂中央悬挂着汤先生的巨幅照片，两边是一对长长的挽联：“阐旧邦出入佛道修儒典三教人物各有乐地，辅新命会通中西立人极四方圣贤皆同此心。”这幅挽联出自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之手，是对汤先生追求古今中西文化融合的生动概括。

1981年，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一文，率先提出将哲学史作为认识发展史来考察，并试图突破50多年来“唯心与唯物两军对垒”以及“唯心主义”是反动的、“唯物主义”是进步的等教条，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快速推进了学术界反对极左教条主义的进程。在由《中国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汤一介大胆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迷信已经被科学否定，而宗教信仰则是人们某种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它不可能被科学否定，也不需要为科学所证实。汤一介以他敏锐的哲学家眼光，提出了此前道教研究很少讨论的内容，首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河。

“汤先生不仅是读书人，一生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世界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他还是位‘士人’，他视天下为己任，有家国天下情怀，他做学问、提出问题都是深植于自己的时代，汤先生对北大、对国家、对民族的关心，对现实世界的关怀，体现了他的责任感，以及由责任感引发的学术研究动力。”王博深情地说。

他在《我的哲学之路》这篇文章中坦言：“1947年，我选择读北大哲学系，是想做一个哲学家。”但社会现实使他很快发现，他的想法并不现实。但这一理想一直潜存在汤先生心中，他曾多次表示：“我虽不敢自称哲学家，但我却有思考一些哲学问题的兴趣。”虽然汤一介从不以哲学家自居，但他提出的一些哲学问题总能让人耳目一新、引发思考。他十分关注当前中国社会、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以此作为思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以积极入世的态度时刻关注着国内外的热点话题。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引发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亨廷顿说：“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他在文章中将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视为对西方文化的威胁，指出若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联手，西方文化将会非常困难。文章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考虑西方如何应对21世纪遇到的问题。

对此汤一介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冲突，甚至战争，但并不能认为不同就一定会引起冲突和战争”。他认为，孔子的“和而不同”提供了一条化解冲突的原则。指出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个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汤一介以开放的心态进一步指出，我们不应跟着亨廷顿跑，以“西方的”和“非西方的”作为文化取舍的标准，凡是对人类社会追求的“和平与发展”有利的，我们都应大力吸取。“我一向认为，今后学术文化的发展，既不应再由西方文化统治世界，也不会出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中心论’，而应是东西文化的互补和相互吸收，形成一种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多元发展的新局面。”

或许正是这种开放的心态和兼收并蓄的治学思想，让汤一介不断提出“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普世价值“等一系列新的哲学问题，从而推动了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

事不避难——为《儒藏》倾注生命

近十年来，汤一介把主要的精力倾注在《儒藏》的编纂上，只要身体允许，汤先生就要去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转一转。在儒藏中心，汤先生既是“主心骨”，又是“大家长”。工作中最细枝末节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大到《儒藏》的规模发展，部门协调，底本选择、点校，小到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他都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儒藏中心办公室主任杨韶蓉回忆说：“病情加重的时候，汤先生无法到场，就打电话让我们到家里来。有些工作，他害怕自己忘掉，就写在小纸条上，让我们一项一项落实。”每当回想起汤先生在病榻吃力讲话的情形，酸楚便涌上她的心头。

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分天下，佛家有《佛藏》，道家有《道藏》，但千百年来接续传承的中华文化主体——儒学，却始终没能把儒家的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纂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儒藏》。

2004年，这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和使命落在了77岁老人汤一介身上。他秉持着“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肩负起了这项光前裕后、泽被后人的盛大工程。

就在他欣然受命，成为《儒藏》编纂首席专家之际，他的朋友、同事有过这样的担心：“《儒藏》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规划16年，您现在已经77岁了，或许您这一生也无法完成。”

没想到一语成谶。在今年教师节的前一天，他带着对此世的眷恋，对未竟《儒藏》的痴恋，撒手而去。在汤先生主持编纂的这12年里，《儒藏》精华编已出版百册，初具规模。就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为这座学术“巴别塔”添砖加瓦。

今年六月《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的一幕，永久地定格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典籍与文化事业部编辑陈军燕的脑海里。那天，87岁的汤先生抱恙与会，轮椅上的他被医生从家推到会场，这和2007年她第一次见到的汤先生判若两人，彼时的汤先生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在讲台上一口气讲三个小时未显疲态。岁月无情，如今已被病痛折磨得形容枯槁。但他的眼神却是陈军燕熟悉的，那是岁月和病痛无法抹平的坚毅韧实。他的声音细如蚊吟，却字字掷地有声：“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儒藏》编纂工程竭尽全力。”

《儒藏》工程规模大、难度大、时间紧，初期又遭遇“人才奇缺”、“资金不足”等挑战。即便如此，汤先生一再向编辑强调“宁可慢一点，也决不能为了进度牺牲质量”。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这种理想主义的坚守，体现的是中华传统的担当。”

“从技术层面看，此次编纂《儒藏》采用繁体竖排标点加校勘记的方式进行，这是一个极其烦琐复杂的过程。为保证质量，从选目和确定底本到第一标点校勘者进行标点校刊，再到儒藏中心对初稿进行初审，合格者进入下一道工序……一共要有十余道工序，其繁杂性和难度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儒藏中心常务副主任魏常海说。作为《儒藏》工程的组织参与者，魏常海既感到“亲临其盛”的兴奋与荣誉，又感到“亲临其难”的压力与不易。

如今，汤先生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这与他多年来承受的压力和责任有关。”魏常海说。即使这样，他编纂《儒藏》的决心从未动摇。“若没有先生融入其血液里的祖训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精神，这一首席专家和中心主任的担子落在谁的身上，都是难以承受的。”另外，组织工作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环节。参加《儒藏》编纂的专家学者来自全国近30所高校和科研单位，汤先生“网罗”了全国大部分顶尖的古籍整理专家，达400余人，无论其规模还是其选书数量及质量要求，都堪比《四库全书》。

汤先生心中横着一杆秤，这杆秤一头是400年来儒家先哲的思想结晶，一头是中华文化的重新崛起，丝毫差错都要不得。他说：“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必须有中华文化的复兴来配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儒藏》编好，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之后一百年内不会有人超越。”　兼容并蓄——引领民族文化复兴之路

在汤一介和乐黛云的寓所，在他们合用的书房甚至过道里，线装的中文书、精装的西文书散漫却又和谐地共处一室，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会通、融合。在汤先生看来，一种文化，既是纵向的、民族的，又是横向的、时代的。任何文化的方位都应设定在民族与时代的交汇点上。当然，中国文化也不是特例。

“我并不主张过分提倡国学”，汤先生如是说。在喧嚣的时代，他是个冷静的介入者，面对泛滥成灾的“国学热”，他时刻保持警觉，他说：“在悄然兴起的‘国学热’中包含着某种走向意识形态化和国粹主义的可能性。”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汤一介先生就提倡“国学”，但他提倡的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国学”。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中心论”的消退，整个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发展。他认为不能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否则有可能使中国文化再次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重新滑入狭隘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陷阱。

汤一介中西融通的实践，集中体现在中国文化书院上。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成立，这在当时是国内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初建时，得到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大家希望我来做院长，我的想法是如果建立这样一个学术团体，一定要像蔡元培先生一样，‘兼容并包’。所以我联系的学者是各种各样的，有梁漱溟、冯友兰先生，也有李泽厚、庞朴，还有‘全盘反传统’的，如包遵信等。我觉得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只有兼容并包，才能有自由的讨论环境，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办引领了当时的文化热，揭开了中华传统文化走向复兴的序幕，掀起了一场中华文化的启蒙。

2010年6月29日，北大儒学研究院成立，汤一介出任院长。“这是长期以来我想做的一件事。至今还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儒学的基地。儒学研究院首先是一个研究的平台，把《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等机构整合在一起，共同做课题、带研究生、开设儒学课程。同时，它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可以加强与国内外儒学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因此我们成立儒学研究院的目标和宗旨是：‘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在儒家思想与典籍研究方面，汤先生也有一套宏大计划，要组织专家学者撰写五部大书以体现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这五部书是《中国儒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史》、《中国解释学史》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目前，九卷本《中国儒学史》已于2011年6月出版。这一研究计划完成后，研究方面的成果将达到近3000万字。再加上此前也是由汤先生主编并已出版的《神州文化集成》、《国学举要》、《百年中国哲学经典》、《西方哲学东渐史》等大型丛书，总字数将达到5000万字以上。

“汤先生已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儒藏》的编纂之中，先生将自己半个多世纪学术工作积累的功力和境界，化作深刻而开阔的学术眼光，提出了若干重大的科研课题，不仅为中国儒学搭建了一个研究的平台，更为中国哲学未来十年的发展做出了整体规划，可以说是总设计师。”在汤一介先生84岁生日聚会上，王博这样评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