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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七年之后，《大国重器》的及时出现像一股强力的清风，扫清了自主创新问题上的认识雾霾。这部气势恢宏的工业史诗纪录片，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实但宝贵的道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工业发展和自主创新既不会毫无胜出于发达国家的希望，也不会在短期内实现速胜；这场关乎中华民族崛起的奋战是一场既需要信心、又需要耐心的持久战。
    长期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所形成的文化不自信，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创新面临的严重心理障碍。很多同胞已经形成一种惯性心理：与西方先行者相比，中国工业在技术先进性和质量可靠性上只有“落后”可言。这使大批国内企业的技术努力和尝试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甚至既有的技术成果也被扣上“山寨”、“抄袭”的帽子。“山寨”俨然成为一个标签，可以用来随意地评价本土工业成果，甚至一些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重要突破也难以幸免。这种负面心态的蔓延极大地动摇了我们整个民族进行技术积累、自主发展工业的信心：我们到底行不行？自主创新产品到底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被扣上“山寨”的帽子、得不到市场认可？自我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面对这种日益风行的文化自轻，《大国重器》的出现无异于一剂强心针：它向我们充分展示了自信心在工业发展和自主创新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信心使济二在落后国际先进水平十年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持自主、最终通过博取众长而在较短时间内扭转了劣势；这种信心使徐工得以完成4000吨级超级起重机中那些“前无古人的设计”；同样是这种信心使振华敢于开发西方企业从未尝试过的深海钻井平台和大吨位海上浮吊。所有这些大国重器的缔造者都在向我们传递一个极具震撼力的信息：强大的企业家精神和冒险意识是中国企业完胜西方跨国公司的必要条件。这些成功典范能够帮助我们全民族树立起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工业竞争力的信心。砸烂自我怀疑的枷锁，成就了这些创新型企业；而它们的成功则向全社会鼓舞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这种民族自信是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克服失败、投入热情的必要条件。
    在信心之外，《大国重器》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工业发展和自主创新是一项需要俯下身子、脚踏实地去投入的慢事业，完成这项历史使命需要我们投入极大的耐心。这首先是因为：同金融、房地产等其他行业相比，工业的杠杆率极低，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设施、技术和产品上完成积累的周期、以及将这些积累转变成经济效益的周期都要长得多。影片向我们展示的所有企业，最年轻的瓮福、振华、光洋也有近二十年的积累，而机床、工程机械及机车行业的积累都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甚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但工业的这种长期积累确是十分必要的。虽然这种长周期性短期变现的能力弱于金融房地产，但与此相对的是，低杠杆率使工业积累能够更好地避免金融房地产积累中经常出现的资产泡沫，这种“来得慢、去得慢”的性质使工业积累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显得尤为安全。而更重要的是，长期的自主技术积累与努力使工业企业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基础，这些知识基础是它们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开发自主核心技术、以及消化海外并购技术的必要条件。
    工业积累、尤其是技术积累的这种长周期及其重要性，限定了工业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工业战略和决策不能仅仅以账本为依据（单纯关注资产及其增值），而必须首先解决有无问题。因为技术的经济价值只能通过产品形式实现，所以所有的技术发展与改进、知识积累与吸收都是以“有（产品及相应的生产设施）”为前提。而从“无”到“有”、从“有”变“强”这一历史过程的长期性要求工业战略必须跳出会计的逻辑、放下一时的赚与赔和短期的好与坏。《大国重器》中很多实例都揭示了这个道理：百万吨乙烯装置、天然气船及数控机床操作系统等重大装备攻关的启动和发展，都受到西方“卡脖子”威胁的推动，正是这样的有无问题才使这些重器的锻造与国家战略安全紧密联系起来。
    工业发展和自主创新所需要的信心和耐心，决定了打赢这场持久战的两个关键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靠自己”。靠自己并不等于闭关锁国、切断与国外先进工业与技术的交流，而是强调这种交流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既然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克服文化自轻和自我怀疑，既然中国人能够通过自己的积累与努力在国际竞争中胜出，那么中国工业的积累与发展过程当然应该由中国人自主完成。中国工业只有自主控制技术积累过程，才能真正从国际技术交流中获益。但是，在将注意力集中在技术供给和研发努力上的时候，我们通常忽略了“靠自己”的另外一面：中国的工业发展和自主创新同样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市场需求问题：当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内需市场时，中国市场应该也一定会成为中国企业走上国际竞争舞台的起点，就像济二在向奇瑞提供了十年冲压生产线之后登陆美国一样。这并不是否定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而是着眼于市场机制的另外一面：因为市场是由企业塑造出来的，当中国市场为跨国公司所占据、而不能为中国企业的技术努力提供用武之地，恰恰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当了跨国公司的“天鹅绒手套”、卡住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脖子。
    第二个条件则是“向前看”。正像前面提到的那样，那些今天表现优异的中国企业在二十年前就开始了它们的积累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对片中的一句话稍加延伸：制造什么和怎么制造，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今天中国在工业发展和自主创新上的决策和今后二十年的努力，则决定了二十年后的中国制造什么和怎么制造。当我们从国家博弈的角度认识工业发展和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时，就必须在今天着眼于补齐欠账、挣脱束缚（“卡脖子”）的基础上往前再走一步：工业战略决策者需要首先明确对十年、二十年后中国工业的定位和期望，并向这一方向努力——因为只有自主决定未来发展方向，才能从对领先者的跟随和模仿中跳出来、而成为引领未来的竞争者。这意味着，与“弯道超车”相比，我们更需要的是依据产业技术发展的趋势“自主选定新跑道”：早在中国尝试“弯道超车”的近二十年前，美国联邦政府在1995年就研判计算、通信与娱乐技术汇聚的前景以及美国在其中的选择，这些“向前看”的努力使美国在移动计算的跑道上引领全球，把欧亚“超车”者远远抛在后面。
    中国的工业发展和自主创新是一场淘汰渣滓、炼出真金的持久战。在这场持久战中，中国工业人既要克服文化上的不自信，又容不得丝毫的浮夸与骄傲。只要坚持在正确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中国工业就一定能够从弱小走到强大，中国工业人就一定能够以更多、更好的重器赢得自己在国际竞争舞台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