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一位专家最近提出，现在不少人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仅仅理解为增长速度下降几个百分点，这显然太过简单了。对于不少企业和行业来说，则很容易陷入被动。

这个提醒值得重视。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许多特征，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放缓，更表现为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结构的再平衡，面临着复杂的系统转型,也意味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在这样的重大关口，如何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深刻认识新趋势，主动适应新变化，积极抓住新机遇，在稳增长、调结构中寻找发展平衡点、选准改革突破口、牢牢把握主动权，实现“新常态”下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尤为重要。

一、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规律的科学判断

回顾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7.7%，今年上半年是7.4%，从中可以清楚看到经济增速在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脉络。这究竟是短期的调整，抑或景气循环周期的一个区间，还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一时间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议论的热门话题。

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来看，比较好的情况是增长速度大体反映了潜在增长率。影响潜在增长率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结构、体制机制等等。而近几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工资成本不断上升，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则使得储蓄率趋于下降，进而带动了投资率下降。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更何况，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基数变大，同样是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在2000年意味着900多亿元的增量，到2014年就要增加5600多亿元。

历史地看，潜在增长率自然回落，经济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平稳增长期过渡，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走向，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一批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如德国、日本、韩国等，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平均降幅达30%左右。这是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使然。不仅如此，当前我国更面对着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大调整、大过渡以及科技革命的多点突破、加快应用。世界经济长期结构性调整、新一轮产业变革融合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性转换相互叠加，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如果继续追求过快的增长速度，甚至不惜用政策“推高”，不仅违背经济规律，而且会加剧已有矛盾、带来诸多风险，造成经济的进一步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一位专家最近提出，现在不少人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仅仅理解为增长速度下降几个百分点，这显然太过简单了。对于不少企业和行业来说，则很容易陷入被动。

这个提醒值得重视。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许多特征，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放缓，更表现为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结构的再平衡，面临着复杂的系统转型,也意味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在这样的重大关口，如何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深刻认识新趋势，主动适应新变化，积极抓住新机遇，在稳增长、调结构中寻找发展平衡点、选准改革突破口、牢牢把握主动权，实现“新常态”下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尤为重要。

一、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规律的科学判断

回顾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7.7%，今年上半年是7.4%，从中可以清楚看到经济增速在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脉络。这究竟是短期的调整，抑或景气循环周期的一个区间，还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一时间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议论的热门话题。

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来看，比较好的情况是增长速度大体反映了潜在增长率。影响潜在增长率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结构、体制机制等等。而近几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工资成本不断上升，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则使得储蓄率趋于下降，进而带动了投资率下降。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更何况，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基数变大，同样是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在2000年意味着900多亿元的增量，到2014年就要增加5600多亿元。

历史地看，潜在增长率自然回落，经济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平稳增长期过渡，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走向，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一批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如德国、日本、韩国等，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平均降幅达30%左右。这是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使然。不仅如此，当前我国更面对着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大调整、大过渡以及科技革命的多点突破、加快应用。世界经济长期结构性调整、新一轮产业变革融合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性转换相互叠加，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如果继续追求过快的增长速度，甚至不惜用政策“推高”，不仅违背经济规律，而且会加剧已有矛盾、带来诸多风险，造成经济的进一步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二、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新趋势、新机遇

最近，浙江省的一家纺织企业决定去美国投资办厂，不是因为家乡的环境不好，而是因为综合成本涨得厉害。他们比较了一下，人工成本的确美国比较高，大约是国内的3.57倍，但是把资金成本、能源成本、配件成本、清关成本等七七八八折算下来，国内的单位产品成本是243.71美元/吨，在美国是239.23美元/吨，国内已经略高于美国4.48美元/吨。

当然，这只是个案，但国内生产成本连年大幅攀升是个不争的事实。现在，不仅一些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更具有低成本优势，连发达国家也在步步紧逼。一家国际商业战略咨询机构在调查了全球25个主要经济体后发现，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仍然排名第一，但龙头地位已经受到威胁。

“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了”。比较起来，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甚至2000年曾达到难以置信的92.0%；而到2013年，这一增速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应当说，过去那种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但现在形势完全变了。一方面，各项成本上升无法阻挡，企业只能接受；另一方面，生产过剩导致过度竞争，企业利润空间已经大幅减少。2012年3月至今，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已出现连续28个月负增长，表明企业想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把成本转移出去几乎不可能。当前国有钢铁、有色、化工等行业已经出现全行业亏损，如此继续下去，足以把一个行业的投入能力和发展后劲全都消耗掉。前些年，我国经济总体处于高增长期，而且一波接一波，前期过剩的生产能力会被随后的经济扩张所消化掉，但如果后面没有新的经济扩张了，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很尖锐，企业发展将会面临极大考验。能不能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转型升级、打造竞争新优势，对很多行业企业来说是一场“生死之搏”。

“传统的手段不好用了”。过去，一旦经济增速慢下来，宏观调控常用两手，一手是宽松货币政策，用以扩大贷款、刺激投资。现在，我国的存量货币规模相当可观，2013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达110.65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56.88万亿元，M2与GDP之比为1.95，而美国的这个数字是0.65，仅为中国的1/3。M2与GDP的比值越高，说明经济运转的效率越低，相当于投入了大量的货币，却产出很少的GDP。这也反映出在现有增长模式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仅通过货币扩张不仅不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应提高，而且持续扩张下去，与国际流动性过剩相互叠加，还会增大国内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化的压力。另一手是积极财政政策，用以对企业和消费者的扶持。近几年，由于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增长亦随之放缓，要维持财政支出，就要增加赤字，政府的债务规模又要继续上升，积累更大风险。尽管当前我国总体债务负担没有超过安全线，然而把地方债务和各种潜在支出方面加起来，规模则不容小视，所以财政扩张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在这种复杂情况下，继续扩大赤字和超发票子，不仅达不到政策效果，还容易掩盖结构性矛盾，给未来发展埋下隐患。所以，加快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不断探索定向调控、精准发力的新做法新经验，就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转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企业怎样谋求新发展？国民经济靠什么实现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如何跟上经济变迁？面对这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新趋势。

综合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情况看，在增长阶段转换时期，经济的最大特点是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新常态下的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突出表现为：一，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二，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三，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四，动力结构中的人力、资源粗放投入明显下降，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定成败的“胜负手”。在这些升升降降之中，先进生产力将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将不断萎缩和退出，既能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也要使一些行业伤筋动骨、付出代价。

面对新常态，首要的在于抢抓机遇。现在我们拥有城镇化的广阔空间、“四化”融合的巨大动力、消费升级的庞大市场、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还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等等。让这些潜力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要用“改革红利”把即将消失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创新红利”，为新常态下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面对新常态，我们还要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创建新的竞争优势。要始终保持战略自信与战略耐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用“开放红利”稳固“全球化红利”，以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激烈的国际经贸格局变化中争取主动。

面对新常态，如果我们跟得上时代步伐，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就能够抓住机遇，实现新一轮的创新大发展；如果因循守旧、止步不前，就会处于被动境地和淘汰行列。我们要把对新趋势、新时代和新机遇的把握，同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谋划新的发展。

三、开启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全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日渐式微时，我们唯一的出路仍然是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继续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动力，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创造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红利”，开启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面对紧迫的任务，我们要坚定目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找准改革突破口，让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领域和环节，力求“一子落”，激发“全盘活”。

比如资本市场。资本是流动性最强的生产要素，是牵动发展全局的一条经济血脉。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既有利于分散融资过度集中于银行信贷的风险，也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满足居民投资需求和增加更多财产性收入。但是，我国资本市场在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股票市场，近几年并未与经济同步增长，持续低迷和估值较低严重打击市场信心，所产生的“负财富效应”对实体经济是一种“抽血”，对消费和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制。对此，专家们指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没有完全市场化，围绕着资本市场的生态环境也没有市场化，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更没有市场化。这不仅严重制约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完善公司治理两大核心功能的有效发挥，也严重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资本市场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我们一定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保护广大公众投资者利益出发，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资本市场中的体制性制度性问题，采取切实改革措施落实新“国九条”，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上市企业分红、信息透明等制度，增强股市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加快释放资本潜力，使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获得更加充实的血脉滋养。

比如科技创新。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已经走不通，新路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这是一着“先手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过度行政化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有限的科技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科技资源短缺与闲置浪费并存，资源利用和投入产出效率不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就要紧紧抓住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个核心问题，对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以及科技系统组织结构、科技人员人事管理制度等，有步骤地系统推进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现代科技体制，最大限度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真正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

比如扩大消费。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畅运行的关键环节。消费不足，就会出现市场疲软，一味扩大投资只能进一步恶化供求关系，甚至带来全局性的风险。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50%左右，不仅远远低于全球平均80%的水平，也大大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60%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13亿人的大市场，是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最大优势，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重新认识消费、真正重视消费。为此，就要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着力提高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培育消费热点；要以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为重点，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切实解决差距较大问题，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还要不断发展壮大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积极拓展新型领域，推行现代流通方式，鼓励商业模式创新，在开辟新的消费增长点上下功夫。

比如制度创新。当前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但多边贸易体制遇到很多障碍和困难，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要素优势逐渐显现，而我国的传统竞争优势日渐衰减，扩大开放面临新的考验。基于这种形势，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模式创新，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意义重大。为此，上海自贸区的试点以及实施的“负面清单制度”、“工商一口办理”、“过程监管”等措施，将为各地提供成熟的经验。当前一些地方把自贸区当成招商引资、跑马圈地的“利器”，显然还没有摆脱传统思维定势。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基石是制度自信和制度创新，迫切需要用新思想、新办法破除长期积淀的旧习惯、老框框，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通过各领域改革的联动集成，激发市场活力，构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机制。

应当强调的是，要渡过经济减速关口、平稳转向新常态，防控化解各类风险难以避免，也十分复杂，对于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以及信用膨胀、财政收支压力等方面的问题，还需强调底线管理、主动有为。当前，中央反复释放“经济增速放缓处于可容忍范围”信号的同时，正在有条不紊地按着既定步调推进改革，态度和力度都表现出强大的定力和决心。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以一往无前的进取意识、时不我待的机遇意识、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让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